毋庸置疑,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磨炼,朱元璋已经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战略指挥家。
但是,对于朱元璋把大明江山的统一,完全归结于自己的英明决策,却有了贪功之嫌。
由此可见,谋士刘基、陶安等人的运筹帷幄之力,将士们的流血牺牲之功,也只不过是他在嘴说说而已了。
在朱元璋的心里,臣下们的智慧功劳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淡了。
从此以后,谁敢对荣膺天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产生半点怀疑或者是腹诽,那就无异于犯作乱、自寻死路,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洪武皇帝的独裁和残忍在刚登宝座便露出了端倪。
但此时的文臣武将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了新皇帝励精图治的勤勉与忧虑。
朱元璋在励精图治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
朱元璋认同传统道德规范的过程,是他与知识分子交流学习传统典籍的过程。
这一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朱元璋个人思考的需要,而且也是他做了皇帝之后,成为了社会的需要。
朱元璋身为皇帝,他认为人能够修身是一种良好秩序的开端。
朱元璋并不直接谈论自己修身的心路历程,而往往是以典范的面貌展示给他的官员们。
洪武九年,在面对新任一批省级地方官员时,朱元璋在讲话中再次大谈修身意义。他说:
“圣贤们所讲道理,无非率性修道而已,人若能终身以此为准绳,一定会受用不尽。
有人从小并不知道事物是非曲直,但是长大后仍能做到孝敬父母、关爱兄弟,这便是人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
如果能够循着这一道理做下去,即为率性之道。一个人做好事,而其他有志者效仿他,这便是修道之教。
推广此意,有什么好事做不成呢?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只要努力做,就会永远保住官职。”
朱元璋多次对大臣们表达自己正心、诚意态度和价值观念。
他说:“君主应该谨慎看待嗜好,不受外界诱惑,如同明镜止水,正可以鉴照万物,
否则便似镜子蒙垢,水中有渣,自身昏暗不清,又如何照物?”
朱元璋始终都认为,人都有喜好,问题在于你所爱好的是什么。
譬如,国君爱贤才,则大臣中多为有才干者;国君喜欢正直的人,则左右亲近无奸佞小人,
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如果喜好失当,势必造成“正直疏、邪佞进”的局面。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要想再治理好国家那就太难了。
所以他表示君主能否正心、修身,与国家的治乱是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曾对群臣坦陈己见,他说:“智力虽然足以使人取得天下,但不足以获得人心,我每次回忆起这句话,
总是通宵难以入眠。静观往事,无不如此。当初我起兵的时候,论智谋不如张士诚,论实力不如陈友谅,
但是我对他们完全以诚相待,从未使用欺诈的手腕,所以他们最终败在我的手下。
我想,人的智力总有穷尽和不及的时候,唯有至诚,别人才能真的信服你。”
有一次,朱元璋到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人在场,朱元璋再次就人应有的品德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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