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6号，杨付安应朱贵娇提出的要求，成为了朱家的上门女婿，他们完婚后，我们就搬到下山岛。

下山岛比长山多了几分宁静，多了几分安逸，在这个岛屿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欢喜，是那种夜晚沾枕头就能马上入睡的安稳。

杨付安性格沉着冷静，话也极少，即使夫妻之间亦是如此，朱贵娇总是觉得他不善言辞，不懂得甜言蜜语，对此，她笑称：“我和杨医生是误诊的友情。”

虽说杨付安性格内向，但至少他从不说谎，故作吹牛，跟他共同生活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每次遭受到委屈和困难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的；有时，他也会帮我做一些粗活，至少相处起来很惬意。他总是很耐心地听朱贵娇讲起裁缝厂那些有心计的琐事，给她实实在在的安慰以及主意。她热衷于种菜、打牌，他也会乐此不疲。经常起个大早，帮忙打理菜园，得空时，他会守着牌桌前，直到天黑回来帮她热好饭。渐渐地我发现，只要朱贵娇想要的，他都能满足，但若是无能为力的，他绝不会伸手去碰。

想到他平日里待她的文雅冷漠，朱贵娇时常奇怪他干嘛要娶自己并同意当上门女婿，不过，此事她未搁心上，男人娶妻，无非为了爱情或娶妻生子，或谋笔钱财，但她明白，那几条杨付安都不沾边。他当然不爱她，至少结婚前后他们从未谈及爱情一事，亦或者是年纪、眼缘、冲动、门当户对作的孽。而且他不像杨貌、父亲般喜欢孩子，他从不示意要孩子。有一回，大家都坐一块聊天烤火，朱贵娇玩笑似的问他为何娶她，谁知他目光闪躲道：“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把她气得要命。

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

一方面，因为大米饭随便吃，所以浪费粮食的现象十分严重，泔水桶习惯性的装不下，粮库已不再像当初那样无限制地给食堂提供粮食，于是，食堂也就采取了每天两顿的措施，午饭被取消了，中饭与晚饭变成了稀饭，随意打饭改为凭发放的饭票限量供应，社员还没有尽情享受够“敞开肚皮吃饭”的领悟，就面临了食不果腹的痛苦。

自从举办公共食堂后，有些生产队为巩固食堂规则，就规定了任何人都不准在家做饭，所有用于炊事的锅碗瓢盆等厨具都被没收了。吃不饱饭后，有的人白天偷偷藏几个土豆和红薯，到了晚上就偷偷生火起灶，只要不太过分，生产队发现了也不会强制性处罚，最多掀翻灶台或砸烂。

最让我难忘的是是1960的春节，当时公共食堂已难以为继，趁着过年正好宣布停灶一周，为过好年，每家按照人口分肉，例如，镇长、朱贵娇、杨付安、加我一共四人，平均每月供应一斤猪肉，那次过年，每人增加了半斤猪肉，其他的一概没有。那时候是真的穷到骨子里去了，有些人家过年晚上喝粥，锅里的大部分都是水，好在镇长平日里节省了一些大米在家，手头不算拮据，但自从我结婚后，又回到了沿街乞讨的日子。

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那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对于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原农业社的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退，少者不补。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所有。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全社社员不管家中劳动力多少，都按照人口免费供应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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