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着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着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

吕惠卿是这么说的――盖仁者之于杀，则惨恻而矜之，以其爱之也；不仁者之于杀也，则愤怒而快之，以其恶之也！真人者，非有爱恶者也，则其于杀，岂不绰乎哉！此则见其所体也！虽然，古之圣人之于杀，未尝不矜者，与人同之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谓惨恻愤怒之念，是因为思想境界还不够，对圣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说他吕惠卿。

那就不会拘泥纠结于个人个体的私情，而是会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从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间的种种。

于是，就会顺天道而行国法。

而什么是新党理解的天道？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就像王说的一样――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应其适然，而不系累于当时，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之无穷也。

于是，吕惠卿的这部着作一经版印出版，立刻引发舆论震动，朝野侧目。

无数抨击、赞美、诋毁乃至于谩骂、歌颂如潮水一般涌来。

十二月的汴京舆论场，因为吕惠卿的这篇序言而震动。

所有人都开始各自站队，互不相让。

赵煦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要指示童贯，拱火此番曾肇、苏辙缴还词头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现代新闻学的奥妙。

用一个事情，来掩盖另一个事情。

吸引舆论关注，转移焦点。

果然！

效果很好！

新旧两党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吕惠卿身上转移开了。

大家开始关注起曾肇、苏辙的事情。

叶康直与李宪的名字，开始登上汴京热搜。

如今，当叶康直一案反转。

更大的流量，汹涌而来。

再也没有人去关注吕惠卿到底说了什么了。

一场很可能引发新旧两党大争辩的风波，就这样慢慢消散。

故此，这次的事情，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

其实，是赵煦故意为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苏辙、曾肇怎么知道？

他们听着赵煦的指责，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顿首谢罪，口称‘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罚’。

赵煦听着，清了清嗓子，然后接过旁边的冯景端来的蜜水，润润喉咙，然后才接着道：“祖宗的法度国家的条贯，朕一向敬重。”

自从在庆宁宫醒来后，赵煦就一向如此。

嘴里三句话离不开祖宗法度、国家条贯。

但实际上却是打着左灯，疯狂向右转。

这一点，张方平、苏颂都是看的仔细的。

但曾肇、苏辙，却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张方平和苏颂都知道戏肉来，于是竖起耳朵，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

而曾肇、苏辙却还是老样子，趴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此番风波，两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语，以至国家大臣无故受污，更损太母慈圣之名。”

“两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难辞其咎！”

张方平、苏颂连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苏辙则顿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与陛下何干？”

赵煦摇头，道：“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责！”

“自也当至太母之前请罪……”

苏辙、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张方平心中，却想起了一个事情。

如今，汴京新报上连载的《三国演义》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麦苗，于是魏武割发代罚。

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于是，张方平暗道：“难怪有人言：当今圣上，颇类汉唐明主了……”

这种手腕，赵官家们是没有的。

只有姓刘的那几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经掌握，并将之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张方平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说不出来悲喜。

理智告诉他，一个这样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却让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经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对一个在冲年就已经如此老成熟练，还在不断成长的君主。

这也是张方平、文彦博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担心赵煦成年亲政后，会让新党独大，乃至于重走元丰老路的原因――新党和新学的主张与追求，是任何专断型君王都不会接受的。

他们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们想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当先帝察觉到这一点后，就疏远了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只能辞相。

先帝尚且如此，当今的权力欲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强。

岂会容忍新党胡来？

必是要倚重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独断的贤士大夫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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