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身下沾满了泥土，不由心生疼爱。

心想，帝王家的孩子不该如此寒碜，他们应该有更舒适的玩乐场所。

但转念一想，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时，朱元璋的二儿子朱樉问道：“父皇为什么不给我们建一座漂亮的花园玩呢？”

朱元璋不慌不忙地说道：“孩子，这里本来可以弄些台榭亭阁，曲水拱桥，让你们游玩。

可是，我却命内侍开成了菜园。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了省钱呗。”朱樉麻利地答道。

“是为了省钱，你们知道，每天的花用钱，是从哪里来的吗？”

“户部。”

“那，户部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知道。”

“户部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收来的。我们自己种菜吃，就是为了爱惜民财民力。

当年，商纣王建了好多歌台舞榭，整天饮酒作乐，不知体恤百姓，百姓人人痛恨，起来把他推翻了。

而汉文帝就不同，他想建一个露台，一计算下来，相当于十户人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呀，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们看，一个奢侈，一个节俭，多么不同。结果，一个国亡，一个富足，天差地异。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孩子们齐声答应“明白”，朱元璋才高兴地离去。

在明朝洪武年间，为官清廉者不在少数，以廉能受到朱元璋奖赏的官吏也是大有人在。

如宁国知府陈灌，在任时大力兴办学校，访问疾苦，严禁豪绅兼并土地，

“创户帖以便稽民”，就是建立类似户口的簿子便于掌握居民情况，得到了朱元璋的肯定，以此为榜样，颁行全国；

又如济宁知府方克勤，鼓励农民开垦，3年不纳税，言而有信，田野得以开垦，户口增加数倍，使该郡富足。

而他本人却是极为简朴的，一件布袍穿10年也不更换，饭桌也是没有肉的。

此外，有个一父教子的生动事例，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

吴兴县人王升，有罪被囚在狱中，刑部查狱囚时，发现了王升给其子平凉知县王慎的信。

奏报给朱元璋审阅之后，朱元璋对其是赞叹不已，信中说道：

“为官须廉洁自持……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

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

朱元璋阅读后，亲手写诏书给王升，他认为王升是位善教者，能以忠尽之言叮咛其子。

在贪风遍布之中，能看到这样的家训，谁也比不了。

肯定此信“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实有国之务。于是，朱元璋便下令将王升释放了。

朱元璋对犯有其他过失的官吏尚可宽恕赦免，但唯独对贪官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他一般都不会轻易放过。

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令“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即贪污犯赃罪者不能宽恕。

除去用刑法规定的徙、杖、徒、流、死五刑外，对付贪污官吏，朱元璋还允许法外用刑。

抽筋、割膝盖、剥指、剁脚、剥皮等刑，都成了惩治贪官的利器。

在各地的官衙前，都设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高挑着贪官人头的长杆。

在官衙的办公书案旁，则吊着一个填充稻草的人皮，宛如一个活人吊在那里。

恐怖之状，不忍目睹。

重刑可以使人丧胆，朱元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震慑和恐吓住那些心存贪渎恶念的不法之徒。

朱亮祖是庐州府六安人，元末时，朱亮祖便拉起队伍做了义兵元帅，据守宁国，称霸一方。

不久，朱亮祖为了自保，归顺了元朝。朱元璋占据集庆后，亲自督师攻下宁国，生擒了这个土皇帝。

朱元璋觉得朱亮祖是个血性汉子，当即加以重用。

在与胡深合攻陈友定时，朱亮祖作为主帅，逼迫胡深孤军深入，结果，在建宁城下使其被俘遇害。

朱元璋降了朱亮祖的官职，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在平定方国珍时，朱亮祖却立了大功。后来，朱亮祖以副将军的身份，配合廖永忠征讨两广，更是功勋卓著。

洪武三年封永嘉侯。洪武四年，率师伐蜀，虽有勋劳，但因擅杀军校，功过相抵，没有得到奖赏。

元朝末年时，广东是地方军阀何真的地面。何真归降后，广东一直处在军事管制之下。

所以，军人在这里有着特殊的权力，不但百姓怕兵，连地方官都得退让三分。

军人的一切需求，不但都由地方政府进行筹办，而且他们还擅立名目，借端进行勒索，就连县衙的吏员也常常遭到他们的斥骂甚至责打，朱亮祖坐镇广州后更是擅作威福。

官军的横行霸道，更是变本加厉，甚而同地方豪强沆瀣一气，从中盘剥百姓，欺压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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