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的太阳异常的刺眼，天气渐渐凉了。不知道从何时起，山上的树叶被吹落了一地，但可悲地是，没人注意到，我猜，就连泥地都懒得睁开眼睛。

晨起，人们吃罢早饭，开始三三两两向所属队的集合点聚拢。这个松散的“上班”行为，有一个金融专业的名字“上市”。看人头攒动，队伍整齐，队长和出纳等开始分配工作：你们去种瓜，他们去收割。

他们也没个准确的时间，不过当时人似乎很自觉。究其原因，无外乎领导严格，工资计件，人也本分。

“大生产呀么呼嗨……”，一声锣响，村民陆陆续续上工了。对于生产队的工作氛围，我有些先入为主了。

我发现那儿的女人都利索地点着一支烟。村里的妇女大多是烟民。往前看，小脚老太太，并不会驾驭旱烟袋；往后看，新潮摩登女郎，也不会轻弹纸烟卷。我想这个可能是主要促成因素之一。

条件不好的家庭，有十二三（岁）就去大队做事的。像那样的，就给计个四分，满分是十分，分好几等。每个等级各不相同。

所有的规定，来自《农业六十条》。它规定了民主办队的原则，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我没太明白这种大民主为什么会运转如常。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农业六十条》条款设计考量相当周密。

当然，在生产大队靠一个好‘把式’，可了不得。那时候种地，讲究多了去了。比如三清。三清呢，就是耪地，三下儿，把庄稼周围弄干净了。当时耪地用锄。锄的外形，像大号儿的铲子。只不过锄头倒转，朝向使用者。锄地之时，人弓腰塌背，倒退而行。锄头铲起一层土，斩草除根。因为要借太阳暴晒提升效果，才会有“锄禾日当午”。

那时，干活，人家还讲究步伐。割麦子的时候有分工。前边，是打腰的。后边就是割一把。然后几步儿，刚好够一捆。还得负责拾铺儿。差一个都不行。就像一条流水线。

收麦子，看似简单，实际讲究最多，也是最累人的农活。“打腰”，即把割下或者拔起的麦子拴成个“腰带”。“拾铺”，则是把腰带扎起来。两人到三人相互配合，也属于流水线作业，效率显然提高，但协调也是一种考验。

夕阳西下，人们担锄荷犁而归。

每日晚上都开会，大多就是假把式的会议。队长，保管员，出纳，把式什么，坐一块儿，商量一下，看有什么事。具体得指望人家吃饭呢！干活儿主要也是靠他们。

把式相当于业务骨干，也可以称为“大腕儿”。记录好工分，讨论待分配的物品，商量一下种地事宜，会议主要内容就那么几个。

我那时候经常卖弄下“小聪明”，但并非是散兵游勇的状态。惰性，是件难免的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身体里的那一股惰性，好像是遗传，你爸也有。但究竟有多少主观因素，则无可讨论。但并非我一人，人们都会表露出一定的懈怠，我想原因之一，在于农业生产的非标准化特征。种庄稼，不同于捕鱼，后者可以日复一日大量生产，但种地则要伺机而动。总体而言，它的管理难度，要难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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