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形式上看是军人的铁血较量，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如果和亲、纳贡甚至是割地、赔款能解决政权出现的危机，统治者也会使用。历史上做的最好的明朝，对外一直奉行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与之相反的是清朝，前期无数的公主出嫁，后期近三千个不平等条约，只为了维持女真一族的私利，使得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废除了所有的条约，但在国家建设上还要为清朝的腐朽买单，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才提出民族复兴。

左战与二人指点江山，评古论今，一时兴起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说道：

“打仗是朝廷的一种手段，是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的，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都是政治较量，唯独霍去病的打法是纯粹的军事毁灭。”

两人听闻甚觉深奥，仿佛碰触到了比战争更为实质的东西，戚昌国有感而发的附和道：

“圣上英明，臣的父亲早年在江浙一带抗倭，曾感叹大明朝虽然国力强盛，但难以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一点。倭寇可以寻找最薄弱的地方攻击，随便掠夺一座城池就足以支撑他们继续作战。反观我朝被动迎战，从战略上是防御性的，虽然消耗了大量的财物，牺牲了众多将士的性命，却不能彻底的消除倭寇。”

左战听闻内心为之一颤，感叹这个时代的精英的战略眼光，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人才，便将自己理解的一些现代军事理论稍作修饰后继续说道：

“这是由于战略决策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和时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的矛盾转化。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和蒙古人、倭寇、女真人的战争是不对称的，他们可以通过掠夺来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我们被迫通过消耗国力来实现以战止战的方略。这种不对称的战争导致我们不败而败，敌人不胜而胜。

就拿这次建虏之乱来讲，努尔哈赤每次掠夺都能收获无数，在物质的诱惑下八旗兵甚至不需要动员就跟随他左右，与其说他们是天生的战士不如说他们是天生的强盗。反观我们的守军，一边和建虏媾和，一边向朝廷追要军饷，养贼自肥成为战争的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李如柏等人会放任关内的军队被逐个歼灭却不支援。朕正是看透了这点，才派孙承宗夺了他的兵权，重组辽东铁骑。”

两人听闻茅塞顿开，这才明白为什么小皇帝当初并不着急处决李如柏，反而让他回到辽东收罗旧部，最后再将他派到朝鲜。通过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对辽东铁骑的指挥权，然后组建新军来解决养贼自肥的弊端。左战能倾尽肺腑之言就是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将来立下军功后追封戚继光、俞大猷，让英雄万古长青。

此次御驾亲征朝野一片哀嚎，土木堡之变后很少再有皇帝出关，况且朝廷接连挂了两位君主，小皇帝要是有什么闪失明朝可就危险了。左战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但他明白这是国运之战，事关亿万华夏儿女的命运，即便是死也义无反顾。不过为确保随行安全他决定带上莽古尔泰和众多女真俘虏，有这些人肉盾牌皇太极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为了鼓舞明军的士气，瓦解女真人的抵抗意志，到达沈阳后他特意安排诸将到虎贲大营观赏了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

这支虎贲军是李邦华组建的，全部是京营和四卫营中的精壮，武艺皆出自少林达摩高僧指点，骑术由朵颜三卫的将领训练，射击由西洋教官指导，不仅近战格斗凶悍、剑术超凡，而且骑术、射击也都样样精通。

装备方面配置全副新式甲胄，一柄阔身短剑，一把精钢匕首，一面牛皮盾牌，一张铁胎十字硬弩，身背羊绒被褥和三天的口粮，总负重四十余斤，连续疾行一百里后能立即投入激战。除此之外还统一装备燧发枪，这种新式枪支在欧洲已经投入使用，左战花费重金从荷兰人手里购得。

编制方面参考秦国的铁鹰锐士，十人为一个班，由班长和副班长指挥，作战时各带五人，互为犄角。三个班组成一个排，三个排组成一个连，三个连组成一个营，三个营组成一个团。按照三三制原则协调策应，进行步战、骑战以及各种阵式的转换。

由于选拨严格，又花费重金进行培养，所以人数不到二千七百人，只能临时组建三个团的规模，由戚昌国、戚兴国和俞定边分别指挥。羽林军则由榆林人李兴邦指挥，其子李定国已被接到宫中抚养。

组建虎贲军的初衷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隐蔽的部署在四卫营中，一切行动由左战直接指挥，成为大明王朝的一把利刃。

观赏完虎贲军的操练后，左战与熊廷弼等人坐在观礼台上品茶闲聊，命人将莽古尔泰押解过来，挑衅的问道：

“将军觉得朕的这支军队如何？”

莽古尔泰虽然彪悍，脑子却也有些精明，明捧暗讽的答道：

“军纪严明，进退如一，一看便是皇帝的亲兵护卫。可惜人数太少，没有主力部队的正面牵制，发挥不出奇兵的功效。”

左战明白他是讽刺先前明军主力溃不成军的情况，见他被俘后仍如此心高气傲，故意讥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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